这个我看也不现实，所以如果做了这个选择，进行了研发和试点，也要有定力不能这山望着那山高。

其一，全球的长期超低利率和负利率格局恶化了中国的国际环境，特别是国际金融环境。本世纪以来，欧美日等国的非银行金融机构均有较大发展，而且，随着影子银行的迅速发展，商业银行与非银行金融机构的界限进一步模糊了。

通过加速创新、延迟退休、鼓励生育等政策，减缓劳动人口增长率下降的速度。面对全球超低利率（负利率）趋势，中国在向双循环新格局转型的过程中，货币政策应该更为关注中国经济的内部均衡，不应简单与发达国家竞争或追随其政策，更不宜为维持外部均衡而牺牲内部均衡。显然，利率超低（负利率）对金融运行的传统秩序以及我们一直奉为圭臬的主流金融理论和政策都提出了挑战。数据显示，自21世纪初互联网泡沫破灭以来，全球技术进步的速度已落在20世纪40年代至70年代期间的平均水平之下。20世纪90年代，全球利率（以美国为例）终于越过1981年的16.39%的高峰，于1992年回落至5%以内，全球进入低利率时期。

超低利率发展标志性事件记载全球超低利率（负利率）发展动态的标志性事件主要有四。其中，如下五者最为重要： 一是在向双循环新格局转型的过程中，货币政策应该更为关注中国经济的内部均衡，不应简单与发达国家竞争或追随其政策，更不宜为维持外部均衡而牺牲内部均衡。其理论基础在于，绿色金融的政策必须是一个防范环境和气候风险的政策。

那么，到底该怎么做？具体而言，首先是大楼要做节能改造降低能耗，还不行的话就去买绿电，同时要减少员工的旅行，例如尽量使用视频会议，不要老是飞来飞去。进入专题： 碳中和 。以下是八个方面的国际经验，其中会涉及到跟中国的相关性。所谓棕色资产，主要包括高碳资产，如中国碳市场将要覆盖的领域，包括火电、钢铁、建材、有色金属、石化、造纸等行业，未来肯定要放在棕色资产的界定范围之内，当然也可能加进其他几个产生污染、但不一定产生很大碳排放的行业。

资产所有者影响资管业和被投企业绿色化方面的这些国际经验，值得我们充分借鉴。加强碳足迹和棕色资产的信息披露 第三，强化跟气候相关的信息披露。

例如，英国有一家专门做环境气候风险分析的机构Vivid Economics，根据它们的测算，煤电企业的估值在碳中和的过程中要下降80%，石油相关企业的估值可能下降40%。报告的结论是，在向碳中和转型的过程当中，中国的样本煤电企业的贷款违约概率可能会从2020年3%上升到2030年的22%。因此，在下一阶段的修订过程中，这些绿色目录也应该遵守无重大损害这一原则。如果一个转型金融产品同时配以其它资源，包括地方政府给地的资源、人才引进的优惠、新能源发电上网的政策，那么这样的项目的成功概率就会提高，运用场景也会非常广阔。

碳中和的目标是要实现净零排放，所以一定要先有计算和披露。这些在国外已经有不少好的案例，我认为中国也应该借鉴。目前，我们正在借鉴无重大损害原则，但尚未完全借鉴到位。一些项目，尤其是清洁煤技术，能降低二氧化硫、氮氧化物和粉尘，但无法降低二氧化碳，也被纳入到绿色项目和绿色金融支持目录中。

数据显示，碳足迹每年都在下降，比如说去年175，今年降到165，明年降到150，这能显现出一个向碳中和方向发展的轨迹。因此，首先需要界定清楚棕色资产范围，然后计算棕色资产占比，并在此基础上计算棕色资产给环境和气候所带来的影响，估算未来由于这些资产违约或减值可能带来的金融风险。

第二，关于环境气候风险分析。因此，对企业和金融机构较早展开了气候信息披露的相关工作，例如银行或资管机构会披露投资和贷款所支持的项目产生的碳排放。

在国内资管业，不少资产管理者正在用绿色投资的原则、ESG的方法去选择投资标的。而西方的经验更多是资产所有者发挥主导和引领的作用。棕色资产敞口必须要有计算和披露。现在有很多好的做法，国际上已经有30家大型的金融机构实现了自身运营碳中和，更多的宣布了自身运营碳中和的规划。什么叫自身碳中和？就是机构自己的大楼和车辆实现了碳中和，员工的出差产生的碳排放也要被中和掉。如果不知道棕色资产敞口有多少，也就不知道风险有多少，就不会去防范和管理这些风险。

后来，工行也在开始做碳相关的环境气候风险压力测试。欧盟近期正式通过酝酿了三年的《可持续金融分类方案》，里面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无重大损害原则（No significant harm principle），即被纳入可持续金融支持范围的项目对环境、气候、生物多样性等任何一个可持续目标都不能有损害。

作者马骏系CF40成员、北京绿色金融与可持续发展研究院院长，本文系作者在第24期浦山讲坛上发表的演讲，转自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贷款和债券的利率可以跟获得资金支持的企业或者项目的碳足迹挂钩。

当然也许还是达不到碳中和目标，那就可以去买碳汇，或者去内蒙古种树，争取五年内实现碳中和。这样的结论在国际上来讲并不新颖，其实过去几年间有非常多类似的例子。

这方面国际上已经有很好的尝试，央行和监管机构绿色金融网络（NGFS）于2017年由8个国家的央行和监管机构联合发起，包括中国人民银行、欧央行、英国央行在内，目前这个网络已经扩展成一个由89个成员参加的全球性央行和监管机构的协调机制。另外，监管部门应该要建立一套比较规范的环境气候风险分析方法和框架，让各个金融机构未来用可比的分析框架、方法和假设来进行研究。绿色债券目录已经修改了，但是现行的《绿色信贷统计标准》和《绿色产业指导目录》里还有一些化石能源高碳的项目。充分借鉴国际标准和方法 第一，关于绿色和可持续金融的界定标准。

换言之，未来我们的绿色标准，不能损害像应对气候变化这样的重大目标。各类治理空气污染的政策可能会打压高污染企业，因为那些企业要缴更多税费、受更多处罚，所以会导致不良率上升的风险。

欧洲2° Investing Initiative也公开发表了报告，认为在两度情景下，煤电相关企业的估值会下降80%左右，煤电相关的贷款违约率会上升四倍。那具体分析什么呢？我牵头的研究团队去年发布了一份研究报告，用气候转型风险分析的模型来估算中国样本煤炭企业未来的违约率可能会上升到多少。

这样的转型金融支持会变得越来越重要，可能比纯绿的金融更重要，占比更多、但是难度也更大。不过，当时有当时的条件，2014-2015年间，雾霾问题较为突出，环保政策的重点是治理雾霾，因此无论用什么样的办法，只要可以降雾霾就是绿色的。

那么到底怎么做呢？最近我在跟亚洲开发银行（Asian Development Bank，ADB）商量，能不能在国内做一个转型金融的试点，初步考虑是让ADB这样的国际开发性机构拿出比较低成本的资金，来支持比如说中国的煤电项目，让它在不久的将来，例如5-7年的过程中，转型成为新能源企业，同时保证这家企业不会出现银行违约，不会大幅裁员，且电力供给不会中断。如果你的碳足迹降不到所承诺的目标，比预期要更高的话，利率就要提上去，利率浮动的幅度和上下的方向，取决于碳足迹的表现。1000多家被投公司会受到影响，按股东提出的ESG的原则去制订战略规划，往更可持续方向发展。该网络已提出未来的环境气候压力测试和经济分析的四种不同情景。

中国的《绿色债券支持项目目录》的第一个版本由绿金委牵头起草，发布于2015年。在整个经济体中，绝大部分的GDP都来自排碳、高碳的产业，我们不可能立刻切断对这些产业的融资，但可以对新增贷款附加绿色要求，支持它们进行低碳转型。

国际上这些结论其实早就有了，但在国内可能因为刚刚开始关注，引起了市场预期的变化，监管机构可能会担心预期突变会导致市场震荡。主要金融机构应积极发挥示范引领作用 第七，资产所有者应该发挥推动作用。

比如说社保基金或外汇管理局要拿出一定比例的资金到ESG产品，某家资管公司管理的资金中的5%可能是来自于这些绿色资金，那么该公司管理的另外95%会自动优化，因为它的整个流程、方法和采用的数据就会被绿化，因此很快带动其他资金的绿色化当然也许还是达不到碳中和目标，那就可以去买碳汇，或者去内蒙古种树，争取五年内实现碳中和。